韩愈 

尽管人们对韩愈在政治、思想、哲学、甚至人格方面，多有歧见，但对他在文学方面“挽狂澜于既倒”的不朽功业，却是众口一词，推崇备至，赞赏有加。唐人杜牧将韩文与杜诗相提并论，称“杜诗韩笔”。两唐书的作者，或说他“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或称颂其文其言，使“学仰之，如泰山北斗。”宋朝的文学巨匠苏轼，也认为韩愈的文道堪为“百世”、“天下法”。元代的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韩愈传》中，说他堪为“一代文宗”。还有人推韩愈为“文章盟主”。可知，“文圣”之誉对韩愈来说，当之无愧。  

早年不幸 

韩愈，字退之，我国唐朝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于一个世代士官的家庭里。韩愈之父是一位深受境内百姓爱戴、奸吏豪绅不满的正直官半夜凉初透员。韩愈的三位叔父都有文名，大叔少卿、三叔绅卿职位不高。其二叔云卿更以文章冠世，历任监瑞脑消金兽察御史、礼部郎中之职，朝廷曾将他与西汉初年的谋臣张良相提并论。 

韩愈有两个哥哥，二哥去世较早，大哥韩会是一位名士，既有口辩，会写文章，还擅长音律，更喜欢谈论治世安邦的大略，入仕之前，就以道德文章闻名于江、淮一带。 

韩愈出生时，其父韩仲卿正在京师任秘书郎。他出生不到两个月，生母就离他而去，嗷嗷待哺的韩愈只有靠乳母李氏喂养。但更为不幸的是在韩愈3岁的时候，父亲又离开人世。因此，他只能跟随长兄韩会返回故里河阳，靠兄嫂抚养。 

在韩愈降生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5年，当时的朝廷软弱无力，藩镇控制着财赋、掌握着重兵、占据着地盘，分佳节又重阳裂战争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大历九年（774年），7岁的韩愈，随长兄韩会移居京师，开始读书。韩会官品不高，投靠到当时的权相元载门下。元载是一个贪赃纳贿的佞臣。 

大历十二年(777年)，元载被判自尽。韩会也因党嫌，被贬为韶州刺史。10岁的韩愈随兄嫂南徙。 

韩会自己没有亲生儿子，其弟韩介之子老成过继给韩会为子，到韶州两年多，韩会因病去世。韩会一死，留下韩愈和韩老成二人由韩会的妻子郑氏抚育。 

郑氏按当时的风俗，扶着丈夫的灵柩，带上韩愈和老成，踏上了北归的路。他们“凌大江之惊波，过洞庭之漫漫”，又从韶州千里迢迢地回到了故里河阳。 

14年以后，当韩愈忆起这段凄楚经历时写道：“万里故乡，幼孤在前。相顾不归，泣血号天。微嫂之力，化为夷蛮。水浮陆走，丹旒翩然。至诚感神，返葬中原。” 

韩愈随嫂嫂回到故里大约又过了一年，又遇中原战乱。藩镇的虎狼之军一度进人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郑氏再次带上韩愈、老成等家人加入了南逃的人流，于建中三年（782年）到达宣城。原来在安史之乱时期，韩氏家族为了避乱，曾迁居宣城，并购置了一些产业。郑氏是一位有涵养、肯吃苦的女性，她除悉心照料全家人的生活外，严格地教诲两位孩子刻苦读书。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中原地区的战乱逐渐平息，19岁的韩愈打算通过科举之门进入仕途，以便效力社会，施展自己的宏伟抱负。 

贞元二年秋，韩愈拜别嫂嫂，充满自信和喜悦的心情，风尘仆仆地赶到京城长安。 

韩愈对自己的道德文章和才华非常自负，对科考也充满所试必得的十足信心。但是，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韩愈在从贞元二年到贞元七年（791年）的四五年间，曾三次参加礼部的进士科考试，但每次都以名落孙山而告终。 

韩愈虽然三试三挫，内心充满不平，但他初衷不改，志气未消。事实既刺激了他，也教育了他。贞元八年（792年），他在经过一些准备后，又参加了第四次科举考试。这次科举考试由敢于直谏又擅长文章的陆贽主持，并由提倡古文的梁肃担任助手。韩愈与梁肃有师承关系，梁肃约见了他。通过交谈，梁肃认为韩愈是后起之俊秀，将来甚至可以“位极人臣”。经梁肃推荐，韩愈、欧阳詹、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八人一举进士及第。由于此榜人才荟萃，时人称之为“龙虎榜”。 

韩愈按一般士大夫的常规和唐制的规定，在进士及第后，于贞元九年(793年)，第一次参加了吏部博学宏辞科的考试，却失败了。 

此时，嫂嫂病故，老成护送郑氏灵柩运抵河阳。韩愈看见亡嫂灵柩和久违的侄子老成，凄楚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使他百感交集。韩愈怀着这种悲怆和追悔的心情写下了《祭郑夫人文》，服丧5个月，又从故里重返长安，积极谋取新的出路。 

贞元十一年（795年），韩愈再次参加吏部举行的考试，结果又不中。 

韩愈他准备退出这种不公平的考试，离开长安，暂回故里。 

贞元十一年五月，韩愈离开长安，登上回归故里的路程。韩愈自19岁入长安，当时，他豪气满怀，信心百倍，自谓“青紫（指官服）其可拾”。如今已28岁，在长安的近10年间，他饱尝了“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的艰险，忍受了“蹉跎逐颜低，摧折气愈下”的屈辱，尽管仕途阻隔，但他却由此而经受了磨炼，增长了阅历，为他后来开创另一条道路，干一番事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仕途蹉跎 

贞元十二年（796年），汴州节度使李万荣病瘫，其子李迺乘机作乱。董晋以宰相身份任汴州刺史前往平乱。董晋邀韩愈入幕府，担任宣武军节度推官，后来又奏请朝廷给韩愈加了一个正九品上的秘书省校书郎官衔。这样，韩愈在29岁总算谋得了一个官职，开始了仕途生涯。 

董晋很快就稳定住宣武的形势。 

韩愈无所事事。但结交了李翱与张籍等友人。 

李翱比韩愈小4岁，对韩愈的道德文章极为叹服，之后聘娶了韩愈堂兄韩弁的女儿为妻。在韩愈的教诲奖掖下，后来李翱也成了几乎和韩愈齐名的大手笔。 

张籍是一位笃信儒学、长于诗赋文章的书生。韩愈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学子，于是就把他留在自己的西馆中就学，给以指点。在第二年秋举行的汴州州一级的考试中，一举夺魁。不久，他又在礼部的会试中进士及弟。他崇拜韩愈，并希望韩愈能担负起继承和振兴儒学的历史大任。 

在汴州幕府的日子里，由于韩愈“与人交，终使不少变”，再加上他诚恳豪爽、乐于助人，所以不少青年士子都聚拢在他的身边。韩愈或为他们讲学析道，或与他们切磋琢磨，或与他们相互应答唱和。凡经韩愈“指授”，后来成名者“皆称韩门弟莫道不消魂子”。 

在汴州的两三年间，韩愈虽然在政治上没有留下多少建树，但他在交友授徒方面却做了许多事情。这既为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也使韩愈的文名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 

贞元十五年（799年）二月，董晋去世，韩愈结束了幕府生涯。 

当年二月底，韩愈在兵荒马乱中举家徙居徐州。在张建封的照料下，韩愈的家庭生活总算有了着落，当年秋天，张建封任命韩愈担任了节度推官。韩愈就在徐州留了下来。 

张建封在任用韩愈的同时，又对韩愈的工作时间提出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必须“晨入夜归”，在幕府办公，韩俞淬为不满。 

这年冬天，张建封派韩愈赴京“朝正”，在京城长安，韩愈遇上同年好友欧阳詹。此时的欧阳詹任国子监四门助教，他看到韩愈到京，就带领国子监的生徒拜伏阙下，要求朝廷任命韩愈为国子监博士，结果未获成功。 

回到徐州后，韩愈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准备离开徐州。贞元十六年（800年）五月，韩愈结束了徐州的幕府生活。 

就在韩愈离开徐州不久，张建封病故，徐州也发生叛乱，韩愈又一次幸免于战乱的惊扰。 

贞元十六年（800年）秋，他携30口之家暂时寓居于洛阳。韩愈将主要精力用于著书立说。除读书著文外，韩愈还不时地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学生徜徉山水，泛舟垂钓，交流思想，切磋学问。 

当年秋末冬初，韩愈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四门博士的品级不高，仅是七品。朝廷任命韩愈担任此职本身说明，韩愈在学术文化界已很有些名气，但韩愈对此职并不满足。 

贞元十九年（803年）夏，韩愈四门博士任期已满，经过御史中丞李汶的荐举，韩愈被擢升为监瑞脑消金兽察御史。韩愈本来就有做言官的考虑，此时事遂人愿，因此，他比较满意。 

韩愈到任不足两个月，关中大旱，田种无收，十不存一。此时已改任京兆尹的李实却隐瞒灾情，欺骗皇帝说：“岁虽旱，不害有秋。”他置朝廷蠲免租赋的命令于不顾，仍然加重征敛，使大灾后的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实（锄口的粮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毙踣沟壑”。但李实系皇族近臣，权势炙手可热，谁向皇帝吐露灾情，他就将谁置于死地。此时已担任监瑞脑消金兽察御史的韩愈处在矛盾之中：一方是具有王爵而不可一世的李实，一方是处在死亡线上的遍地灾民。一种言官的责任感和救时拯民的信念，促使他发出“决云中断开青天”的呼声，决心“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于是韩愈和张署等一起拟就《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章，上奏皇帝，要求减免灾区赋税，并揭发了李实欺君聚敛之罪。为此，韩愈遭到李实等权贵的嫉恨和报复。不久，韩愈被免去监瑞脑消金兽察御史之职，逐出长安，贬为连州阳山令。与韩愈同案遭贬的还有张署，张署被贬为郴州临武令。韩愈短暂的御史生活，至此结束。 

韩愈和张署于贞元十九年底，结伴离开长安，踏上南下的旅途。不久，韩愈到达阳山，他的最大乐趣就是读书为文。因韩愈当时已名重天下，他来到这边郡小县不久，就有一些人不远千里慕名来投，在阳山这僻远的荒城，他又从读书、漫游、交友、提携后学等活动中，寻找乐处。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春，唐顺宗即位 ** 天下，韩愈也在被赦之列，结束了贬逐阳山一年多的生活。 

当年遭贬的官半夜凉初透员多数已恢复原职，北返中原，韩愈的任命却迟迟不下。在郴州待命期间，他潜心著述，完成了《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等被称之为“五原”的重要著作。“五原”实际上是新儒学薄雾浓云愁永昼运动的总结，他将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社会观和历史观都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为韩愈以后重振儒学活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八月上旬，朝廷新的任命终于下达，但并不是官复原职，而是调韩愈去江陵担任法曹参军，张署任江陵工曹参军。韩、张二人的希望随之烟消云散，更加充满委屈和愤懑。 

虽然不满，但君命不可违，韩愈又与张署一起去江陵上任。 

直到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被朝延任命为代理国子学博士，重返长安。 

韩愈又回到天子脚下的京师长安，公务并不繁重，过着“学堂日无事，驱马适所愿”的闲适生活。 

这期间，韩愈除以诗文会友外，很少与达官贵人交往。但是，正因为如此，韩愈又遭到无端的诽谤。当时郑纲在朝为相，他十分赏识韩愈的文章，让韩愈呈献自己的“诗书若干篇”，并准备起用韩愈担任翰林学士之类的文学之职。此职是士林中人最羡慕的荣耀职务之一，于是，一伙企盼谋取这一职务的人，就散布流言蜚语，中伤韩愈狂妄自傲，连宰相也不放在眼里。还有人公开威胁韩愈，让他退出文学之职的竞争，尽快离开长安。为避免他人诽谤，蹈袭前辙，韩愈主动向朝廷提出调为外任的请求。这样，韩愈于元和二年（807年）六月调到东都洛阳，仍为国子博士。 

韩愈到达东都后的主要职责是分管东都国子监的教学工作。这是一个无权又无事可做的闲散职务，但韩愈却认为“幸蒙东都官，获离机与阱”是一件得以脱离是非之地的好事。 

韩愈到东都后，身边又聚集了一大批朋友，如郑余庆、张籍、李翱、皇甫浞、裴度等。尤其是孟郊由长安移居东都后，以他俩为中心，形成一个十分活跃的诗坛。 

元和六年（811年）秋天，韩愈奉调由东都返回长安，被授予职方员外郎一职，负责管理有关军事地图等资料。可是，为时不久，又因为华阴县令柳漳辩罪鸣不平，被加以妄论之罪，贬为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春，韩愈升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此时韩愈的文采声望不仅得到士林的称颂，也得到朝廷的首肯。 

在长安任京官期间，韩愈有了固定的俸禄收入，不再叫苦连天。 

唐宪宗信佛，朝中发生了迎佛骨大事。韩愈向唐宪宗上了《论佛骨表》，对迎佛骨和佛教本身提出尖锐批评。 

《论佛骨表》气势豪横，振聋发聩，表现了韩愈排佛道、振儒学的宏伟抱负和坚强决心。韩愈的表文对正在佞佛兴头上的唐宪宗来说，不啻当头一棒。唐宪宗览表大怒，恶狠狠地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我尚可容忍；但他却说东汉以后信佛的皇帝都短命，这就太不像话。韩愈竟敢如此狂妄，其罪绝不可赦！准备处以极刑，幸得裴度、崔群等为之求情，韩愈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样，韩愈又开始了贬官生涯。 

韩愈遭贬之日，家中12岁的爱女正患病卧床，危在旦夕。但君命如山，韩愈只得撇下家人与重病的女儿，只身上路离京。 

韩愈离京不久，其家属也被逐出长安，在途中赶上韩愈。重病的女儿在商山离开了人世，韩愈只能把她草草地葬在路旁山脚下。他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写下一篇令人悲怆下泪的祭文，他痛感女儿抛尸他乡，“魂单骨寒，无所托人”，痛呼这异地的孤墳将由“谁守谁瞻”？ 

韩愈一生曾几次担任博士，十分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他来到潮州以后发现，这个有1万余户人家的僻远之州，州学废止已久。为此，他特地在潮州办起州学，还拿出自己俸禄的一部分补贴学生生活，资助州学的发展。后来，潮州人把他尊之为神，专立韩文公庙，以纪念他在潮州期间的政绩。 

韩愈给朝廷的《谢上表》，博得了唐宪宗的同情和好感。裴度等人也乘机为韩愈说情，当年十月，诏命韩愈改任袁州刺史。 

就在韩愈刚到袁州时，唐宪宗突然死去，太子李恒即位，是谓唐穆宗。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韩愈奉诏离袁州重返长安，从而结束了近两年的贬官生涯。 

韩愈此次返京后的新职是国子监祭酒，这次所任的是国子监的最高长官。 

韩愈亲自推荐道德学问堪为人师的张籍担任国子博士。由于像张籍等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担任了学馆的不同职务，提高了讲学水平，听课的学生高兴地说：“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韩愈在担任国子监祭酒，作了不少工作，使国子监的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被擢任兵部侍郎。 

韩愈因镇州抚叛之功，又被朝廷擢为吏部侍郎。他在担任吏部侍郎九个月的时间里，也对吏部某些不合理的旧制进行过整顿。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又由吏部侍郎调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当年十月，他又被调任兵部侍郎。不久，改任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年）六月，韩愈病倒，获准休假百日，在长安城南村内的一所庄园中静养。他的学生、挚友张籍来此相伴两个月，贾岛也不时地前来探望。 

当年十二月二日，一代文学大师韩愈走完了他艰难曲折的人生旅途，阖然长逝，终年57岁。韩愈临终前，非常坦然地对家人说：“获终牖下，幸不致失大节，以下见先人，可谓荣矣。”他辞世时，神色不变，仪态安详，张籍由此而称他为旷达之士。后来朝廷追赠韩愈为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所以人们又称他为“韩文公”。第二年，韩愈的遗体归葬河南河阳先人墓地，魂归故里。

朱熹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紫阳、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祖籍徽州婺源，生于福建尤溪，居于建阳考亭。虽曾任官，但平生致力于著述与讲学。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

读书入仕

朱熹童年时，正是民瑞脑消金兽族矛瑞脑消金兽盾、阶半夜凉初透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的南宋初年。

朱熹在其父朱松指点下，整天闭门读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

朱熹不负父望，细读儒家经典，8岁读《孝经》，10岁读《孟子》，几乎无暇与其他孩子嬉戏玩耍，用朱熹自己的话来说是“家贫儿痴但深藏，五年不出门庭荒”。

朱熹14岁时，朱松辞世，家事托付给好友刘子翚，并嘱咐朱熹投靠刘子翚。刘子翚，崇安五夫里人，世代显赫，曾在抗金名将张浚部下参议军事，后被秦桧指使谏官弹瑞脑消金兽劾，罢官归家。他不负朋友所托，为朱熹母子建一所住宅，供其衣食，朱熹继续读书，师事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三人。不仅研读《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对哲学、理学、佛学、道学都感兴趣。有一次刘子翚打开朱熹的箱子，发现箱中别无所有，只有一本当时著名禅宗高僧宗杲语录。

朱熹学有所成之后，便参加科举。绍兴十七年（1147年），18岁的朱熹“乡贡”被录取，第二年中进士。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被派到泉州同安县任主簿，协助县令管理书籍、赋税、教育等事务。朱熹“莅职勤敏，纤悉必亲”。绍兴十七年（1157年）朱熹以“奉亲讲学”为由回崇安。

朱熹三师之一的刘勉之是二程的得意门生杨时的弟莫道不消魂子，潜心研读二程理学，有较深的造诣。他对朱熹关怀备至，“抚教如子侄”，把女儿嫁给他。刘勉之和刘子翚辞世较早，朱熹师事胡宪时间最长，达十余年。但对二程理学更进一步研究，在师事李侗之后。

李侗（1093—1163年），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与朱熹之父朱松为同窗好友，被称为杨时的嫡传弟莫道不消魂子。朱熹去同安县赴命途中，顺道去南平拜会李侗，朱熹向李侗谈了他向二刘一胡的学习情况，李侗以父辈身分对他批评指点，李侗不赞成朱熹学禅，朱熹心有不服。朱熹任职期满回家，又顺道拜访李侗，这次晤谈，颇为投机，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寓于李侗旁西林院“达数月之久，正式受学于李侗”。

朱熹受学于李侗以后，学术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开始以儒学为主体来构造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并没有抛弃佛学和道学，而是将它们熔铸进去。李侗对这个学生非常满意，在给好友罗博文的信中曾喜滋滋地夸耀道：“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通过李侗的不倦教诲，朱熹深得儒学和理学的精髓，成为理学的传人，为以后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打下良好的坚实基础。

朱熹在同安卸任后向朝廷要了一个“监潭州南岳庙”的闲职，在家整理程门弟莫道不消魂子谢良佐的语录。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因宰相陈康伯推荐，南宋召朱熹赴杭州任职，但朝中有人反对，朱熹闻讯后上奏状，自称“素有心气之疾”，要求迟入朝。以后，他屡召不朝。

1162年，孝宗赵奋继位，起用抗金名将张浚为右相兼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朱熹去见张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建议。同年七月，朝廷下诏，为岳飞平反昭雪，驱逐秦桧党人，又下诏求贤求言，朝中局面为之一变，出现了积极备战、恢复中原的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又上奏折，即著名的《壬午应诏封事》，提出三项主张：

第一，《大学》将治理天下国家的本末、始终、先后讲得既详细又明白，应该仔细研读。

第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也”，主张罢黜和议，富国强兵，北进中原，收复失地。

第三，“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要求朝廷能够任用忠臣贤士去地方作守令。

隆兴元年(1163年)三月孝宗征召朱熹赴杭州面谈，朱熹上表辞谢。同年十月，孝宗再次下诏催促，朱熹赶赴杭州，此时，南宋出兵北进，但将领不和，导致战败。孝宗抗战之心动摇，又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为右相并派王之望到金廷议和。

十一月六日，朱熹受诏，面见孝宗，慷慨陈词，连上三道奏札，强调“治国、任贤、抗金”，孝宗只是哼哈应答，再无雄心。

淳熙五年（1178年），宰相史浩又举荐朱熹入朝为官，朝中有人反对，主张派他到地方，于是，派他知南康军。朱熹仍一辞再辞，而朝廷多次催促，下诏不许辞免，加之好友劝说，他于淳熙六年（1179年）赴任。此后，他先后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江西提刑、知漳莫道不消魂州、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等，无论在哪一任上，都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体察民情，他都尽力宣扬孔孟之道，缓和土地兼并。

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皇帝继位，同年八月，经宰相赵汝愚推荐，宁宗任朱熹为侍讲，借机向皇帝面陈四事：第一，“首罢修葺东宫之役，而慰斯民饥饿流离之难”。第二，建议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以收拢民心。第三，“使朝廷尊严，纲纪振肃”“近亲不得干预朝政，大臣不得专任己私”。第四，“寿皇之遗体得安于内，则宗社生灵皆蒙福于外矣”。这次面陈，矛头直指皇上，引起宁宗反感。在宁宗看来这是越俎代庖，干预朝政。这年十月，在朱熹任侍讲第四十六天，被免去侍讲之职，逐出朝廷，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讲学著述

朱熹热衷于教育事业，积极从事讲学活动约五十年。对于朱熹来说，政治上没有实现他的宏愿，但在学术和教育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培养出一大批封建地主阶半夜凉初透级知识分子。

朱熹知南康军期间，建白鹿洞书院。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并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作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使白鹿洞书院成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其学规也成为各书院的楷模。朱熹知潭州，修复岳麓书院，并亲手书写“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于堂，学生曾达千人之多。在其家乡又建考亭书院。

朱熹讲学多年，桃李甚多，弟莫道不消魂子门人布满朝野，培养出大批人才。

朱熹把“明人伦”作为各类学校的共同教育目的。

朱熹认为，应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提出不同的培养目标。

朱熹在长期的聚徒讲学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首先教会学生自己读书，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其次让学生去亲自体察，也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反对灌注式教学，老师只是一个引路人，不是包办代替，遇有疑难问题，师生可以共同商量，另外读书要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朱熹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著书立说上。著述甚丰，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财富：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诗经集传》、《礼义经义通解》、《明堂图说》、《大学章句》、《论语新说》、《孟子问辨》、《伊洛渊源录》、《太极图说解》、《书经问答》、《童蒙须知》、《论语要义》、《论孟经义》、《孟子集注》、《资治通鉴纲目》、《五朝名臣言行录》、《二程遗书》、《近思录》14卷等。朱熹注释的书，《四书章句集注》19卷、《楚辞辨证》2卷、《小学注解》等。《中辑录》、《书古经》、《春秋注》、《周易参同契考异》等。另外，朱熹的诗文、奏章等被编入《朱子大全》、《朱子语类》里。朱熹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大学问家。

程朱理学

朱熹被宁宗皇帝解除侍讲后，离开朝廷回乡隐居。

赵汝愚罢相时，朱熹等士大夫纷纷上书反对，引起满朝大哗。

庆元三年（1197年），赵汝愚、朱熹等十九人被正式著于“伪学逆党籍”，史称“庆元党禁”。朱熹首当其冲被横加攻击，宁宗皇帝下诏罢免了他的所有官职、取消俸禄。朱熹的门徒有的到山中隐居，有的易变衣冠，狎游市肆。

朱熹临终时，只有几个人在侧侍奉。埋葬时，送葬者寥寥无几。

朱熹一生呕心沥血为封建统治者提供长治久安之策，结果被称为“伪师”，其弟莫道不消魂子被称为“伪徒”，学说被称为“伪学”。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朱熹的“理学”思想价值越来越被封建统治者认识，理学最终被捧为官方哲学，朱熹被抬入孔庙配享祭祀。

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宋理宗继位，提倡程朱理学，为朱熹平反，封朱熹为徽国公，用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祀朱熹。

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皇帝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把朱熹抬到与孔子相当的地位。

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治天下必用儒术”，下诏建朱熹祠庙，封朱熹为齐国公。

明朝初年，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下诏规定：科举时，以朱熹等宋儒传注的《四书五经》、《性理》、《资治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名臣奏议》等为读书和考试范围，从此以后，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统治地位屹立无可动摇。

满清入关，定都北京后，也以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皇帝下诏，把朱熹的牌位安置在大成殿里“十哲之次”，配享先圣，朱熹文庙每年春秋二次祭典，朱熹被抬到几乎与孔子相同地位的程度。

中国文化发展历程
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恢宏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有了人，就开始有了历史，也开始有了文化。因此，中国文化起源与中国人起源实质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峙峪文化层的发现，证明新石器时代本地就有先民活动。
先民原始宗教崇拜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一一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本地取名“凤凰城”，城内北固山上修筑凤凰阁便是图腾文化的传承和自然延续。
中华先民的一部分，很早就自称“华夏”，或单称“华”、“夏”。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地区。
经过对东夷集团、苗蛮集团的征战，华夏集团取得连续胜利，从而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发生中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殷商时期是神本文化，“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周朝建立后，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的“维新”，表现在“制礼作乐”。
周人之“礼”，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侧面。其形式为“仪”，即各种礼节和仪式。礼的内容，一是“亲亲”，贯彻血缘宗族原则；二是“尊尊”，执行政治关系的等级原则。其主旨是“别贵贱，序尊卑”，以保证“天无二日，士无二主，目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
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化辉煌，源于“百家争鸣”。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
在天道观上，儒家宣扬“畏天命，畏圣人之言”，同时又对神灵崇拜作淡化处理，甚至声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是把超自然的信仰放在了现实人事的从属地位。
在历史观方面，它标榜“信而好古”，每每试图恢复“周公之礼”，将捍卫三代典章文物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亦不排斥对不符合时代潮流的礼俗政令加以适当的变通修改。
在社会伦理方面，它以“仁”释礼，把社会外在规范化为内在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在修身治国方面，它设计出一整套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的发展人格和安定邦家的方案，为巩固政教体制提供了切实可循的途径。
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贵族分封制社会和封建大一统社会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而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
公元前221年，经过多年兼并战争，秦王嬴政终于完成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人比黄花瘦制主义君主集权的一统帝国——秦王朝建立。
秦始皇统一天下，执着于“别黑白而定一尊”。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思想的专人比黄花瘦制必然引起思想的反抗，就连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都不满其为人刚戾自用，逃亡而去。秦始皇闻讯大怒，严令追缉，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焚书坑儒，开历史上君主思想专人比黄花瘦制的恶例。
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其倡导者就是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他向汉武帝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其独尊儒学的主张不仅被汉武帝采纳，推行于当世，且在汉至清的两千年间行之久远。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推行，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原来并不专属儒家的“古之道术”——《诗》、《书》、《礼》、《易》；《春秋》，亦一变而为儒家独奉的经典并被正式尊为“五经”。到了东汉，又增加《孝经》、《论语》，合称“七经”。
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
玄学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观念的哲学体系。糅合儒、道而形成。
玄学把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称为“三玄”。主要探讨有无、本末、动静、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代表人物为何晏、王弼、阮籍等。
玄学兴盛成为道教和佛教发展的土壤，道教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和健身的问题，吻合民众厌死的文化心理，所以很快发展起来;佛教从西方舶来，关心的是人死后如何的问题，也同样投合中国人的心理。
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道教积极调和儒学，将儒学伦理精义纳入教义、教规之中。儒教对道教不排斥也不调和，道教对儒教有调和无排斥。
玄、佛一拍即合，玄学几乎完全融入佛教之中。
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徵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人比黄花瘦制”，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决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这样一种文化政策基本上为李世民的子孙们所继承。
唐文化的宏大气魄还体现在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
“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越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唐代的散文成果丰硕，其领袖人物是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影响。
理学是宋文化的标志，理学是以儒学为主体，以伦理为本位，融合道、释思想的哲学理论体系。其特征为:一是强调儒家的伦理纲常;二是提出格物穷理的认识论;三是提出性即理的人性论。代表人物:程颢、程颐、朱熹。
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以天理遏制人欲，造成了人心的焦虑和人生悲剧。
两宋理学，不仅将纲常伦理确立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亦即“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为指明自觉认识天理的途径，朱熹精心改造了汉儒编纂的《大学》，突出了“正心、诚意”的“修身”公式：“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主动欲求，亦即伦理学上的“自律”，有了这一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乃至齐家、治国、明德于天下的功业。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评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本地属辽，近边。
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南宋人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另一方面，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
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贞观政要》、《史记》、《汉书》等汉文化名著被译成契丹文字，广为流行。贾岛之诗成为儿童学习的启蒙读物。苏轼的诗更为辽人熟悉和喜爱。在汉文学的影响下，辽朝君主“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
金灭辽，本地属金。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
汉地流行的典章制度也在金朝推行，其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考课之法亦仿汉唐之制行之。
公元13世纪，从蒙古高原席卷而来的成吉思汗旋风震荡着欧亚大陆，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扫荡下逐一崩溃。
公元126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蒙古上层贵族的争斗中获得胜利，登上大汗宝座。并取儒学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
蒙古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
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造成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大幅度“汉化”。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一跃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对后来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清文化专人比黄花瘦制的突出表现是 ** 盛行。大批读书人因文字之过而遭横祸，文化界一片沉寂，万马齐喑。
明清之际从理学分化出一种具有反封建、反专人比黄花瘦制的民瑞脑消金兽主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代表人物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启蒙思潮打破了程朱理学，反叛了正统思想，高扬了人的主体性。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大总结时期。编纂了《永乐大典》《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等书，产生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入到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纵观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儒家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文化系统，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主体。

黄宗羲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他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理论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在清代前期与孙奇逢、李颐齐名，并称“国初三大儒”；自清末至当代，又与顾炎武、王夫之三人同被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黄宗羲的一生经历曲折坎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信哉斯言。

少年博学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八月八日，黄宗羲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据传在他出生的前一天，母亲梦见麒麟祥瑞，故给他起乳名为“麟”。在他的额角上，有钱币大小的红黑痣两个，“左右各一”，有人说这是“日月痣”，预示他将有非凡的前程。

在黄宗義7岁那年，其父黄尊素考中进士。第二年，被任命为宁国府推官，在此后的5年里，黄宗羲一直随父读书。受黄尊素影响，黄宗羲形成了善恶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

天启三年（1623年），黄尊素升任山东道监瑞脑消金兽察御史，来到北京。14岁的黄宗羲也跟随父亲到达北京。黄宗羲纵览各种图书，广学博闻。

他发现科举制度禁锢人的思想，醉心科举即使做了官对社会也有害无益。

这时的明王朝，各种矛盾尖锐激化，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空前的危机。

东林党人要求改革朝政，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反对阉党专权。黄尊素就是东林党人中的重要人物。领袖人物经常到黄尊素家中共议时局，黄尊素总是把黄宗羲留在身边。

黄尊素多次上书，揭露魏忠贤阉党罪恶。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黄尊素恨之入骨。天启五年（1625年）初，阉党借故将他削职革官，放回原籍。次年三月利用走卒李实伪造证据，陷害黄尊素，诬告他谋反，把他从家中 ** 押送京城。与此同时，东林党人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等人也先后遭到 ** 。

这年，黄宗羲17岁，他把父亲送到常州，临别时，父子俩都意识到，这恐怕是他们的最后一别，都禁不住潸然泪下。黄尊素嘱咐黄宗羲要认真读书，拜刘宗周为师。

黄尊素多次遭到毒刑拷打，受尽了非人折磨，但他坚决不向阉党屈服。

魏忠贤气急败坏，密令爪牙许显纯、崔应元将黄尊素处死。黄尊素时年43岁。

“尔忘勾践杀尔父乎？”黄宗羲的祖父为了激励孙子为父报仇雪冤，特意在一堵墙壁上写下了春秋时吴王夫差用以自励的名言。

崇祯元年（1628年）春天，19岁的黄宗羲暗藏铁锥，带着由杭州陈眉公修改过的申冤状，只身启程，进京诉冤。当他到达北京时，统治集团内部已起了很大的变化。新即位的崇祯皇帝接受臣下谏言，削夺阉党职权，魏忠贤畏罪自杀。

黄尊素平反后被追赠为三品官，予以厚葬。

当年直接谋杀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依然逍遥法外。

黄宗羲上书崇祯皇帝，坚决请求“立斩凶手，以慰忠魂”。崇祯皇帝看过黄宗羲的奏疏，为其恳切言辞所打动，立即传旨刑部严加追究，从速审问。

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黄宗羲出庭作证。许、崔被判死罪。

为黄尊素捏造罪名的李实，托人送给黄宗羲三千两白银，妄图逃避审讯。黄宗羲大义凛然地予以拒绝，并立刻上书揭露李实还敢公开行贿，最后朝廷判决李实充军发配。

这年秋天，黄宗羲扶着父亲的灵柩，返回家乡。遵照父亲遗命，他跟随刘宗周求学。

刘宗周，字念台，号起东，学者称“蕺山先生”，浙江山阴人。他出生前四个月，父亲离开了人世。出生后，“家酷贫”，孤儿寡母寄养于外婆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考取进士，时年24岁。他为官期间，屡屡弹瑞脑消金兽劾宦官奸臣而遭排挤，多次被革职为民，五起五落、悲剧一生。他一生著述宏富，经后人整理成《刘子全书》和《刘子全书补编》。

崇祯三年（1630年），黄宗羲科考未中，开始研讨经世济国的实学。

阮大铖是魏忠贤的一名走卒，曾经谋害过东林党人。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黄宗羲等组织了复社中的140人，共同签名，发表了声讨阮大铖的《留都防乱揭》。

紧接着，黄宗羲又联合志同道合的文人学者举行大会，阮大铖偷偷地溜到南京城外牛首山躲起来。这场斗争，虽然打击了阉党气势，取得了初步胜利，然而却给复社成员带来了灭顶之灾。

反清复明

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再次应试，结果又一次名落孙山。黄宗羲再无意求取功名，转向读诗书，每日与弟弟宗炎、宗会结伴同游，“东浙三黄”闻名儒林。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明王朝被张献忠、李自成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农民起义推翻。

不久，多尔衮打败农民军，攻进北京。

明朝统莫道不消魂治阶半夜凉初透级中发生了两极分化：一部分投降了清朝，另一部分抗清复明。

史可法等人共立福王朱由崧登上皇位，建立弘光政权。

宰相马士英将阮大铖吸收入阁，并担任兵部侍郎。“得志便猖狂”的阮大铖利用手中职权，大肆捕杀签署过《留都防乱揭》的复社人士。大批复社人员惨遭屠有暗香盈袖杀。

黄宗羲也被列入黑名单，幸而福王政权内的刑部掌院故意拖延 ** 时间，才得以逃脱。

1645年五月二十六日清军直入南京，弘光政权覆亡。此时黄宗羲35岁。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了杭州、山阴及整个浙西。清军素知刘宗周大名，因而劝他投降，刘宗周断然拒绝。并效仿商朝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旧事，以绝食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

刘宗周绝食二十三日而死。

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浙东各路义师共迎明宗室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建立了又一个南明王朝政权——鲁王政权，黄宗羲先被鲁王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继而任监瑞脑消金兽察御史。与清兵作战失败后，黄宗羲收拾余部五百余人，避入四明山坚持斗争。

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舟山被清军一举攻克，鲁王政权从此瓦解。

顺治十三年（1656年），黄宗羲又遭到清政府指名追捕。只好隐姓埋名，东徙西迁，“无年不避，避不一地”，就如同游侠一样。有一次，由于疲劳过度，竟昏倒在沙滩上。他的亲属也因受株连而流离失所。

著书立说

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顺治帝去世，康熙帝即位。此后，清政府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瑞脑消金兽族矛瑞脑消金兽盾，发展社会生产的重大措施，社会日趋安定。此时黄宗羲已年过半百，开始著述和讲学生涯。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唯一的一部政治专著。是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斗争实践对历史研究和明代政治所作的总结，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贯穿于全书的指导思想。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有力地鞭挞了科举制度。

黄宗羲提出一系列制约君主专人比黄花瘦制的设想。

首先，他主张建立平等的君臣关系限制君主专人比黄花瘦制。

其次，提出恢复宰相制的建议。

再次，主张以法制来抑制君主专人比黄花瘦制，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通过法治的巨大约束力，把君主制度纳入“公天下”的轨道。

另外，提出了设学校以监督朝政的设想。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等先进的经济思想。

黄宗羲于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应友人吕留良邀请，在吕氏梅花阁任教。

康熙六年（1667年），黄宗羲辞去吕氏馆事，前往绍兴讲学。

绍兴是刘宗周的故乡，黄宗羲恢复了刘宗周兴办的、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证人书院。第二年，他又在宁波创立讲经会。

为了讲学的需要，编定《明文案》、《明儒学案》。

康熙十八年（1679年），黄宗羲已年满70岁。他不仅给当时的知识界培养了万斯同、万斯大等一批著名经史学家，而且还为后世写下了五十余种、近千卷著述。

康熙亲政之后，曾先后数次聘请黄宗羲出仕做官，均被谢绝。

康熙十九年（1680年），徐元文又向康熙推荐了杰出的史学家黄宗羲。康熙对黄宗羲早有耳闻，于是立即命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以礼相聘，但黄宗羲“以老病坚辞不行”。最后，在徐元文的一再要求下，才让儿子黄百家北上修史，并致书徐元文，不无牢骚地写道：“今吾遣子从公，可以置我矣。”康熙帝知道不能勉强黄宗羲正式参加官修《明史》，就下了一道特旨：凡黄宗羲所有论著和他搜集的明代史料，皆由地方官抄录送京，交给史馆。所以，黄宗羲虽然没有直接参编《明史》，却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每逢修史时遇到重大疑难问题，史官们总是通过书信请他指教，有时派人千里送稿，求他审正修改，才算定论。对此，黄宗羲每次都不辞劳苦地予以答复。

康熙十九年（1680年），黄宗羲将旧有文稿加以整理，选取其中一部分付刻，名为《南雷文集》，后再次删削改定命名为《南雷文定》重刊。另有《明文海》。黄宗羲为该书前后费时26年。他被当时学者誉为“斗杓”。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七月，黄宗羲以86岁高龄寿终正寝。此前，他曾告诫家人两件事：第一，要求他死后一切从简。第二，要求家人在墓前架“石条两根”，刻上：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

诏钞著述，同虞喜之博文。

黄宗羲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时代，始终坚持了崇高的气节和高尚的品德。他是我国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为本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黄宗羲勇敢地抨击反动的封建君主专人比黄花瘦制制度，这正是作为启蒙思想家所具有的特色。他的著作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荀子

荀子是一位儒学大师，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他尊王道，也称霸道；崇礼义，又讲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时，又主张“法后王”。孟子创“性善”论，强调养性；荀子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这些都说明他与嫡传的儒学有所不同。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以孔子、仲弓的继承者自居，维护儒家的传统，痛斥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为“贱儒”，对子思、孟子一派批评甚烈。其对孔子思想有所损益，政治思想中突出强调了孔子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后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并非完全偶然。

学术生涯

荀子是战国末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司马迁曾做过记述。他写道：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有荀卿最为老。齐尚修列大夫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莫道不消魂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视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史记·孟轲荀卿列传》）

 

荀子的生卒年没有明确记载。有人推断他的主要学术活动约在赵惠文王元年（前298年）到赵悼襄王七年（前238年）。

一般认为，荀子十五岁开始学术生涯。《史记》称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后人多疑“五十”为“十五”之误。

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

其一、荀子生当战国后期由分佳节又重阳裂割据走向集中统一的历史潮流中，经历了宋、鲁、东周诸国的灭亡、齐国的丧国与复国，秦赵长平之战、秦克楚郢以及各国的合纵连横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丰富的社会阅历，必然有助于他对社会历史发展运动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其二、荀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当时的学术中心稷下求学讲学，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宋钘、淳于髡、环渊、慎到、接子、田骈等有过直接交往，听过他们的讲学。对各家学说的广泛接触，特别是对齐法家、楚道家思想的了解，极大地开阔了荀子的思想视野，锻炼了他的理论思辨能力，为他建构博大精深的荀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荀子学于齐，游于秦，客于赵，仕于楚，尽管也曾游说王侯，出入官半夜凉初透场，但同孔孟相比，他在政治上一试身手的抱负要小得多，这使他能够将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思想学术研究，从而建立起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同时，学者的身份也使他能够对现实政治抱批判的态度，站在客观、超越的立场上提出和解决问题，使其学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理论价值。

荀子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中。起初，荀子的著作以单篇流传，西汉成帝时，刘向对官方收藏的荀子遗著进行整理校定，编辑成书。

荀子声称：“君子必辩！”对诸子百家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当时有影响的思想家差不多都受到过他的指责和批判。但同时，荀子对百家之学也有所继承和综合。

荀子与儒家

在先秦各个学派中，荀子唯一肯定的是儒学，唯一推崇的思想家是孔子、子弓，称孔子、子弓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的大儒。他常以孔子正统传人自居。孟子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由重视主体自觉而走上了内圣之路；荀子主要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由重视客观约束而迈上了外王之道。这是孟氏之儒与荀氏之儒的主要分野。

荀子认为，子思、孟轲一派，效法先王，却不知先王之道的纲纪，依仗自己的一点聪明，造出五常之说，冒充孔子的真言，蒙骗无知的俗儒。在《性恶》篇中，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还提出了批评，这是孟荀两派思想观点的正面冲突。

荀子与墨家

其一，墨子从“兼爱”思想出发，把阶半夜凉初透级差别看成是职业分工，主张君臣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荀子认为，一个社会必须有上下等差，尊卑贵贱，否则就不能建立起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君民平等，君主就没有威势，“不威则罚不行”，“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

其二，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他认为，等差要靠礼来分别，百姓要靠乐来和齐，而礼乐要通过财物来体现。不使用财物，就没有礼乐；没有礼乐，天下就会陷于贫穷混乱。

荀子与道家

荀子吸收老庄自然天道观，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天道无为思想，否定了主宰之天和意志之天的存在。荀子还借鉴了道家的君人南面之术，主张君道无为，“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不虑而知，不动而功。”他认为，“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君主不应在具体事情上与臣下争强逞能，而应知人善任，垂裳而治。这些，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语言形式都有明显的老庄痕迹。

与此同时，荀子扬弃了老庄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他批评老子柔弱退缩，缺乏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天论》）批评庄子因任自然，忽视人的能力，放弃人的责任，“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荀子反对“错人而思天”，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

荀子与法家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最重视刑法政令的作用，认为，“法者，治之端。”主张“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同时，荀子否定了法家单纯以法律政令治国的理论倾向。荀子认为，治国不仅需要法律，更需要人，法要靠人来制定和执行，人比法重要，“有治人，无治法”，人治胜于法治。更重要的是，制定和执行法律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礼义。法只是治之数，礼才是治之本；法以礼为纲纪，礼以法为补充，“治之经，礼与刑。”两者必须结合起来。

荀子在思想学术领域所进行的活动，反映了由分佳节又重阳裂割据走向集权统一的政治要求，也反映了由传统文化秩序崩溃到新文化秩序重建的文化要求。可以说，荀学是战国文化重建运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礼学模式

如果说礼崩乐坏标示了传统文化的解体，那么，礼的重构便成为新兴封建文化的造端。在先秦诸子中，最重视礼的要算孔子和荀子。孔子的“克己复礼”显示了一定程度的对传统礼制的维护和依恋，荀子的礼论已完全越出了传统的樊篱，他不仅在政治、法律层面，而且在哲学、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层面，都做出了创造性阐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可以说，荀子礼学是中国封建文化模式的雏型。

荀子认为，礼是人与自然对立的产物，它产生于人类的生存需要。人生不能无欲，而欲望的满足要受物质条件的制约，物欲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生存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不使满足欲望的追求损害人类的根本利益，先王制定礼义，既适当满足人的欲望又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

荀子认为，人能超越自然并主宰自然万物，是因为人能合群即组成社会，而人能结成社群，是因为人能分别等差。分别等差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原则就是礼义。在他看来，礼义是社会的普遍规范，是国家的根本制度，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必须建立在礼义之上。

礼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是国家命脉所系。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礼是国家的标准。一个国家没有礼，就不可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必将陷入混乱，走向灭亡，“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

礼是一个社会“分”、“别”的原则。在政治上，它体现为等级制度，“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认为，“分”（等级差别）是天下之本。个体无法战胜自然界，所以必须结成社会，建立国家。人在一起又会出现争斗，如对争斗不加控制，社会和国家就会因为自相残杀而衰落瓦解。防止争斗的最好办法是分别等差，让每个人都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身份、所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如果社会没有差别，就不能建立起支配和服从机制，也就不能实现和谐统一。

礼所规范的等级差别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荀子认为：大到一个社会、国家，小到一个群体、家族，要维持其统一和生存，除了要确立政治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贵贱，还需要社会成员在生产、交换领域里的分工合作以及相应的社会管理，即“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个人不能兼通百工之技，一个人也不能兼任百官之事。在一个统一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要承担一份与自己的身份相应的工作。农夫众庶有农夫众庶的工作，将帅有将帅的工作，圣君贤相有圣君贤相的工作，“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已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荀子从日常生活方面对礼作了许多阐述，他说：礼无所不在，人的志意思虑、饮食服饰，容貌态度、进退趋行，总之，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必须遵从礼的规范，礼的领域就是社会正常秩序的领域。

在日常生活中，礼是修己、待人、接物的根本原则，“礼者，所以正身也。”人必须不断学习礼义，至死方已，如果放弃学习，就形同禽兽了。“积礼义而为君子，”学习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圣人。

礼的标准普适于全体社会成员，但由于社会成员各自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中承担不同的角色，因此，礼对每个人、对每一种社会角色又有不同的具体规定。

忠顺、孝悌、慈惠、诚信是基本的道德准则，它们分别是针对特定社会角色的要求。但另一方面，每个人在社会和家庭中具有多重身份，对父母来说是子女，对子女来说又是尊长，相对尊贵者是卑贱者，相对于卑贱者又是尊贵者。因此，按照礼的要求，对比自己尊贵的要恭顺敬谨，对比自己卑贱的要宽惠体恤，对父母尊长尽孝子之道，对子女后嗣尽慈爱长养之义。

文化意蕴、制度层面、生活层面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荀子礼学的完整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既有形而上的证明，又有具体的规范；既继承了传统内容，又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这一既超越又现实、既传统又创新的礼学体系，奠定了封建文化的理论基础。

创立新论

在《天论》中，荀子提出并论述了天人之间相互对立和相互联系的光辉思想。

提出和明确“天人之分”，是荀子对中国天人哲学的最重要的贡献。天人之分意味着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同于自然对象的存在，并由此决定了天和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和作用。

荀子认为，万物的存在及其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不受外在的神秘力量的支配，更不受人的主观愿望的左右，天地运行变化是一个自然过程，没有意志渗入其中，即使是一些罕见的怪异现象，如流星、陨石、日食、月食等，也不过是自然之变的特例，或自然常道的变异，它既不是对人事的赏罚，也不预示国家的兴衰存亡。

当与自然相对的人类社会形成之后，决定社会治乱兴衰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类自身。

但荀子并不否认人与自然的联系。荀子在自然天道观基础上，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天人之分”的实质是为人和天各自划定了发挥作用的范围，荀子的“分”一方面是肯定天人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强调天人的职分，即作用。

荀子在自然观上强调天人之间的差别和对立，而在道德观、人生观上却主张天人相参、相合。

荀子肯定，人在本质上是非自然存在物，人是社会性的道德动物。

在荀子思想中，道德礼义把人从自然万物中提升出来，使之成为万有世界的一个特殊族类，但人与自然并不因此就成为截然对立的两极。相反，两者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恰恰是作为人的本质的礼义。

在儒家学说中，作为人的本质的道德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他们认为人生的目的不是肉体欲望的满足，不是社会荣誉地位的获得，甚至也不是生命的保存和延续，而是对道德的觉悟和追求。对人来说，道德比生命更有价值，人生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控制个人的情欲，履行社会赋予的道德义务。

在他看来，学习的本质是做人，把外在的社会规范内化为自觉的主体意识，“读礼”实际上是以礼规范自身，“礼者，所以正身也。”由此而达到“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于是，学习便成了人的本质的创造活动，成了人的价值的实现过程。

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圣人。要成为圣人必须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荀子认为，普通人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就可以成为圣人，圣人以自己的道德品行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广大，这和思孟学派及《易传》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致的。

荀子抨击了孟子的性善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人性本恶。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对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世间的一切暴行逆施都能从人的天性中找到根源，他说，人性就是人的好利恶害的本能和感官欲望，如果顺从人的这种本性，就会发生相互之间的争夺、残害和淫乱，破坏社会的等级秩序和伦理道德，造成暴孽横行。

荀子的善恶之分表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感性欲求和理性意志截然相反，两者相互冲突，背道而驰。

荀子的性恶论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反对。由于他刻意追求这种思想对立的效果，理论上不免显得偏极，逻辑上也存在漏洞。

应该说，荀子对性善论的批评是不恰当的。孟子认为，道德礼义是人的本性，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本性即道德礼义的原则去生活，圣王将善的本性充分发挥了出来，成为众人的楷模。因此，性善论不是对圣王礼义的否定，而是肯定，不同的是，孟子是从人性的正面肯定了圣王礼义，荀子是从人性的反面肯定了圣王礼义。

“王道”和“霸道”是春秋战国时期提出来的重要范畴。儒家中的孟子一派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原则。孟子主张尊王贱霸，以王道批判和否定了霸道。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促使王道和霸道由对立走向统一的关键人物是荀子。荀子的王霸之辨将两种不同的统一策略和治国原则结合起来，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荀子称国家为天下之“大器”，治国为天下之“重任”。他认为，将国家安置在什么原则基础上，交给什么人手里是非常关键的，放错了地方、选错了人，就危险了。他认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治国原则：一是礼义；二是忠信；三是权谋。他又称作王道、霸道、亡国之道。

荀子面对当时诸侯割据，相互攻伐兼并的政治现实，既要考虑国内君民之间的矛盾，也要考虑与其他诸侯国的矛盾；一方面要治理国内人民，另一方面还要征服或联络国外诸侯。因此，他的王霸理论既是统一天下的策略，也是安邦治国的原则，而在当时，治国和平天下是相通的。

作为统一天下的策略，王道是以“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使天下之人亲近尊贵我，使敌人畏惧我，达到不战而臣服天下的目的。霸道是开辟农田、充实库府，选择和招募战斗之士，增强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并以刑赏加强对内的治理，对外则“存亡继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同诸侯国修睦讲和，以友相待，在天下无王的情况下就可以常胜。所以王霸的分别是，王者臣诸侯，霸者友诸侯。

荀子把富民、教民看成是王道政治的两个基本方面。

荀子认为，行王者之道，离不开王者之人，国家的治乱兴衰．全在于所用之人，“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古今一也。”

在荀子眼中，理想的政治社会秩序应该和睦亲善而又等级分明，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确定的名份。这名份就是社会赋予每个人的政治角色。“角色”概念包含三层内容，一是模式化的并具有特征的社会行为；二是社会参与者所假定的角色认同：三是对角色表演者所遵循的行为期待。

荀子一再强调“明分”、“敬分”、“谨于分”，意在要求人们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出发，遵守与其地位相应的行为规范。

在传统政治系统中，典型的政治角色是君、臣、民。荀子专门撰写《君道》、《臣道》等篇章，系统论述了社会对君、臣的规范性期待。

作为君主，必须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生养人；班治人；显设人；藩饰人。

对官僚政体中官吏的政治职能，荀子是这样规定的：尊君爱民，执行君主的政令，维护国家的法度，辅佐君主治理国家。

荀子将臣分为态臣、篡臣、功臣、圣臣几个等级，“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城制象，是圣臣者也。”

谏、争、辅、拂是为臣的一般原则，根据君主的具体情况，需要变通运用。

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荀子同样意识到，民作为被动的政治对象也有其不可轻视的政治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用水能载舟，水能覆舟来比喻民和君的关系，说明民在国家政治中的基础地位。他认为：“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

荀子对君、臣、民三种政治角色的论述，奠定了传统政治意识的基本精神。

荀子是先秦非常重要的儒学家、大学者，在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其地位比较高，但自宋代以后，理学家往往抬高孟子而贬抑荀子，将他从儒家“道统”中排除出来。但荀子的思想学说具有颇为深广的影响，如张衡、王充、柳宗元、王夫之、戴震以及近代的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革莫道不消魂命民瑞脑消金兽主派，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少治春秋公羊学，以天人三策被汉武帝赏识。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犹如一声春雷，惊醒汉朝统治者，为汉武帝推崇和推行。从此，儒学思想成为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正统思想。

教书育人

西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董仲舒出生在河北广川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和公孙弘一起向儒士胡母生学习春秋公羊学。

相传，孔子经过一生的颠沛流离，怀才不遇，到了晚年，退而著述，根据鲁国历史删定而成《春秋》，文字隐约其辞，寓褒贬于字里行间，有的地方晦涩难懂。为了让后人读懂，有人为《春秋》作传，解释春秋，先后形成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派各成一体的传授体系。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排斥异己思想，愚昧百姓，加强中央集权的专人比黄花瘦制统治，依李斯之言，焚书坑儒，儒家思想受到一次沉重打击。然而，秦统治者的高压政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压制诸子百家语。相反，欲禁不止，包括春秋三传在内的诸子百家语，通过师徒间口耳相传在民间学术界得以传承。到了汉朝初年，更加发扬光大。《公羊传》、《谷梁传》传习体系更完备，并在汉初著录成书，研习者众多。但是，当时黄老清静无为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公羊传》、《谷梁传》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尚不足以取而代之。

汉朝建立后，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烂摊子，甚至“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政治上，异姓诸侯控制着大片土地和人口，北方匈奴又趁机南侵骚扰。无论是新建王朝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希望有一个安定祥和、丰衣足食的环境，得以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汉朝统治者总结了秦亡之教训，以黄老清静无为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儒生出身的叔孙通、陆贾为汉高祖刘邦制礼仪，规范了朝廷的尊卑等级秩序，令讨厌儒生的汉高祖刘邦对儒生刮目相看，并封他们为太常，主管朝廷礼仪。此后，汉朝文化事业慢慢发展起来，学术空气较为自由。朝廷设置博士，研习各种学说，民间讲学活动也逐步恢复。至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汉朝废除了秦朝私藏诗书灭门的法令，诗书百家语得以公开传习。

董仲舒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开始了他的春秋公羊学的学习。他从小聪明好学，博览了先秦诸子著作后，与公孙弘一起拜胡母生为师，潜心学习春秋公羊学。董仲舒学习十分刻苦专心，三年都不曾到家里的园子看一看，甚至连他经常骑的马都不辨雌雄。他钻研经传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又杂糅了阴阳五行、神学方术，博学多闻，又专精一思，成为“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的大学者，“进退容止，非礼不行”的君子。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时人称他为“汉代孔子”，受到人们的敬重。许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汉景帝时，由于他的学识和声誉，和他的老师胡母生一起被置为博士，开始招收门徒，“下帷讲诵”。随着影响、声誉日益扩大，他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他在讲堂上挂上一幅帷幔，他在里边讲，学生在外边听。有时，听他的得意学生吕步舒等转相传授。这样，有些人跟他学习了多年，却很少直接听他讲课，有些人甚至多年没跟他见过面。董仲舒广收学生，宣传儒家经典，客观上为汉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他的学生著名的有褚大，官做到梁相；吕步舒，官至长吏。其余当大夫、为郎中等官职的有一百多人。

天人三策

汉初以“清静无为”为指导思想，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就收到了实效。生产迅速恢复，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到汉武帝即位之时，国家集聚了大量财富，经济的繁荣富裕，要求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同时边境上要抵御匈奴南侵。早在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不得不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诸侯为王，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这些异姓诸侯控制着西汉大部分国土，对朝廷怀有二心。刘邦建立政权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铲除了这些异姓诸王的势力，大封同姓子弟为王。

刘邦分封的同姓诸王，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广大国土，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势力渐渐强大，窥伺皇权，对西汉朝廷构成了严重威胁，最终在景帝时发生了七国叛乱。

叛乱被迅速平定，但加强中央集权成为西汉朝廷的首要问题。景帝开始采取措施，剥夺了诸侯王治理封国的权力，把封国的土地分封给皇子，诸侯王的势力被大大地削弱，西汉的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待汉武帝即位，是继续推行黄老的清静无为，还是有所作为呢？年轻的汉武帝面临着选择。他选择了后者。他要内求统一，外攘夷狄，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首先，他要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要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同时要继续消除诸侯王力量过大这个内忧，匈奴侵扰这个外患，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这样，汉初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黄老无为思想就成为汉武帝欲有所作为的障碍，为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他的远大抱负，他必须寻求符合于他的政治主张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他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大一统思想正合他的胃口，他要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所以，他迫切需要网罗一批人才。于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要求丞相、御史、等各级官僚，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极谏的读书人，到朝廷做官。同时，又鼓励天下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汉武帝任用了一批儒生，以窦婴为丞相，田盼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接着，他又接受卫绾建议，黜退治刑名、习纵橫之人，置五经博士，提高儒家经书的地位。置五经博士，提高儒家经书的地位。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和对儒生的优待，引起了崇尚黄老思想、不好儒术的窦太后的极端不满，要杀死这些迷惑皇帝的儒生。终于，她找了一个借口，把赵绾、王臧打入监狱，窦婴、田盼被免职。在窦太后的淫威下，汉武帝只好忍气吞声。不久，窦太后就病死了，汉武帝失去了推行儒家思想的障碍，没有了在政治上掣肘的人。他一改汉初黄老治国的传统，毫无顾忌地推行自己的大政方针，大批重用儒士，重新启用田盼为丞相。虽然，汉武帝为了自己“有为”的政治需要，极力扶持儒家而打击其他各家，尤其是道家，但汉武帝仍心有疑惑：汉初儒学之士，虽然极力鼓吹加强中央集权，鼓吹皇权，但并没有建立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作为推行政治主张的支柱。汉武帝还无法摆脱汉初推行的黄老无为的道家学说带来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影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尊儒黜道，但他更看到了道家黄老之学无论是其思想体系的建构，还是具体的政治主张，都有许多比儒家成功、高明的地方。因此，他迫切需要发展儒家思想，形成一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而又全面吸收道家思想长处并能超过道家的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为了吸纳人才，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再次下诏，命令推举贤良文学之士，与之对策。所谓对策，就是皇帝提出问题，贤良文学之士来回答，阐明自己的思想主张。前后有数百名儒生参加了这次对策，董仲舒是其中之一。

汉武帝首先向儒生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即位以来，希望能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国家之事，惟恐有什么闪失。所以，广泛吸纳你们这些贤能博学之人，向你们请教治国方针大计，你们有什么好的见解，我虚心诚受。把你们的想法全部写出来，不要有遗漏，更不要有隐瞒，我将亲自审阅你们的对策。”

汉武帝说到做到。他详细审阅了这数百人的对策。其中一个人的对策深深地吸引了他，这就是董仲舒的回答。

董仲舒把儒家经典结合汉代的现实进行阐述，又杂糅了道家、阴阳家的精髓，以其雄辩机智、滔滔不绝的文章回答了汉武帝。

董仲舒引经据典，从天人关系出发，总结了三代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指出了汉武帝面临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汉武帝阅罢董仲舒的对策，被其缜密的逻辑思维，富于理性的新颖论点折服。他要看看董仲舒的深度如何，接着，下了第二道制书，表示“我要广招贤能之士，详细写出你们的见解，以称朕意。”

董仲舒在他的对策中，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指出了秦朝以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

汉武帝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看了董仲舒的第二道对策，心里痒痒的，心知此人智谋可用。于是下了第三道制书，表示欣赏董仲舒天人相应的观点。他在诏书中继续发问：“朕听说善于谈天的人，一定能从人事找到证明；善于说古的人，一定能在今天找到验证。故朕虚心询问天人相应的关系，渐渐灭亡或渐渐昌明的道理，接受历史的教训，改正以往的所作所为。大夫已经谈论了治国的大道理，陈述了历史上治乱的原因，请讲得再透彻一点。”

董仲舒的两次对答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十分高兴。在第三道对策中，他郑重提出了自己思考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

汉武帝每下一道制书，董仲舒就有一篇措辞得当、说理透彻的对策，三道制书，三封对策，一问一答，有问必答，丝丝相扣，字字句句都切中武帝的心意。通过这三封对策，董仲舒在诸儒中脱颖而出。

董仲舒的对策，洋洋洒洒，以古论今，为汉武帝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特别是在第三道对策的最后所提出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更令汉武帝欣喜不已，汉武帝终于有了推崇儒术的理论依据。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也是董仲舒三封对策得出的最终结论。汉武帝十分欣赏董仲舒的这一主张，进而在全国推行，罢黜了儒家以外各家学说，从此之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的儒家学派代替法家、道家成为一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为了按照儒家主张培养统治人才，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在中央设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官职，教授儒家经典。选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和“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五十人，为博士弟莫道不消魂子员。经过学习，考察试用，通一经即可补吏，优秀的可得为郎中。在地方郡国设郡国学，同时，授权地方郡守（二千石）根据儒家标准“择吏民之贤者岁贡二人”，称为“孝廉”，到朝廷做官。

尽管汉武帝欣赏董仲舒的才学，钦佩他的博大精深，但对策结束后，汉武帝只是任命他为江都相，事易王刘非。尽管如此，董仲舒还是走上了他人生中极为短暂的仕途之路。

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平日里骄横跋扈，好勇斗狠。董仲舒走马上任后，对他晓之以礼，进行了许多劝谏，董仲舒因此受到敬重。

不久，汉武帝废董仲舒为中大夫。

当初，公孙弘曾和董仲舒一起师从胡母生学习春秋公羊学，但是公孙弘没有把心思全部用于学习，学问赶不上董仲舒。公孙弘凭借察言观色，阿谀逢迎，获得官位，升迁很快，位至公卿。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对公孙弘的为人十分痛恨。公孙弘深知董仲舒讨厌他，因此，对董仲舒恨之入骨，不断寻机陷害董仲舒。他上书汉武帝，让董仲舒改任胶西王相。胶西王刘端也是武帝的哥哥，比起易王刘非，更加骄横放纵，多次陷害二千石的官吏。董仲舒深知公孙弘的阴毒用心，知道他是想借刀杀人。董仲舒平日里以贤能著称于世，胶西王刘端也有所耳闻，知他是当世大儒，学问高深，治国有道。刘端对董仲舒非常客气，非常敬重，给予他优厚的生活待遇。董仲舒为相两国，总是奉事骄王。他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多次上疏，用道义劝谏、匡正骄王，骄王居然能够听进他的话，这样，他的政令能够在国中推行。

董仲舒深知伴君如伴虎。于是，他以自己上了年纪、身体有病为借口，申请免去胶西王相的职务，汉武帝满足了他的心愿。

著书立说

董仲舒离职归家后，闭门深居，潜心研究春秋公羊学，著书立说，再没有出任官职，甚至连家里有多少产业都不去过问。

虽然董仲舒退休回家，但朝廷如果有什么大事，皇帝都要派使者或廷尉张汤到他家中向他询问。他每次都有高深的见解和贤明的对策，深得皇上敬重。皇帝还下诏，让太子跟随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学。因此，掀起研究春秋公羊学高潮，公羊学成为西汉最主要的思想派别。

董仲舒晚年多用于研究学问，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太初元年（前104年），董仲舒在家中寿终正寝。死后葬于长安故城南二十里，汉武帝巡游每路经此地，均下马。所以，又称董仲舒陵为下马陵。

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位屡次平定战乱的保国功臣，更是一位历经仕途坎坷的“心学”宗师。

纵观王阳明的一生，作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立下不世之功，彪炳史册；作为思想家，开创儒学新天地，成为一代“心学”宗师。正如梁启超对王阳明的评价：“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但他的一生，又坎坷波折，历经贬谪、受诬、辞官、病老等人生中的不幸。

屡立奇功

王阳明，原名王守仁，浙江余姚人，因晚年居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从小受良好教育，以读圣贤书、修身齐家治天下为己任。他兴趣广泛，不仅诗文出众，还热衷于骑射兵法。15岁时，开始随父亲游历黄河南北、大江上下，了解风土人情，熟悉边塞形势。

1499年，27岁的王阳明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王阳明在做官时，非常注意观察人的内心世界。

正德初年，王阳明因冒言直谏触犯权贵，被贬至贵州龙场。到任不久，捕获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头目。此人平时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审讯时还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随便，就别废话了！”王阳明微微一笑，说：“那好吧，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强盗头目说：“脱外衣还可以松松绑，脱就脱吧。”王阳明又说：“天气实在是热，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强盗头目也说：“光着膀子也是经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王阳明接着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强盗头目马上紧张起来，连忙说道：“不方便，不方便！”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有道德良知，并非一无是处呀！”强盗头目点头称是，便把罪行从实交待。

正德五年（1510年）大宦官刘瑾倒台后，王阳明受同僚推荐，又开始担任一些重要职务。1516年，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王阳明被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巡抚，作为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担负镇瑞脑消金兽压农民起义重任。王阳明上任后，针对农民起义烈火愈烧愈烈的形势，便四处散布消息说，官兵不堪防守，准备全面撤退，等待时日再来剿杀；而暗中却集中优势兵力加紧训练。一个月后的深夜，王阳明发动突然袭击，重创农民起义军。

为了在地方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王阳明改革兵制，对军队重新编组，以提高战斗力。在农村，他还推行“十家牌法”，即十家一牌，互相监督、互为担保，一家犯法，其他九家一同连累受罪。他还兴办学校，教百姓读书识字，宣传国家大政方针，防止民众违法犯罪。这些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王阳明也因为平定叛乱有功，加官晋爵。

1519年，居住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蓄谋已久的宁王组织了十万大军，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准备一举拿下南京，自立皇帝。时任赣南巡抚的王阳明奉命阻击。他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直接攻打宁王老巢南昌。宁王首尾无法兼顾，只好回师救援，双方大战于鄱阳湖上。期间，王阳明下令将写有“宸濠叛逆，罪不容诛，协从人等，有手持此板，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字样的免死牌，扔入鄱阳湖中。到后来，叛军几乎人手一块，军心哗变。朱宸濠仰天长叹：“好个王守仁，以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就这样，在短短30多天的时间内，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在王阳明的谈笑间灰飞烟散。

宦海沉浮

王阳明尽管屡立战功，政治声望不断升高，但是仕途却日趋坎坷。

1505年，正德皇帝继位。正德皇帝是明代最风流成性的天子，他荒淫无道，整天与一帮太监混在一起，游山玩水，酗酒逞强，把朝政当儿戏，只听任刘瑾等宦官胡来。刘瑾狐假虎威，朝政大坏，凡有良知的官半夜凉初透员无不痛心疾首，但大部分官半夜凉初透员选择了趋炎附势。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正直官半夜凉初透员戴铣、薄彦徽等20多人上书正德皇帝，要求严惩刘瑾一伙，结果反被打入死囚。

当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出于义愤，冒死和其它人一起上书为这些官半夜凉初透员辩护，请求释放他们。正德皇帝看了奏疏，极不耐烦地对刘谨说：“这些小事就不要烦我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刘瑾此时正对王阳明等人恨之入骨。他当即下令，将王阳明重打四十大板，谪迁至贵州龙场，作一个没有品级的驿丞。尽管这样，刘瑾仍不想放过王阳明，他暗中派人尾随，准备将他在途中害死。

王阳明行至钱塘江，遇到了刘瑾派出的杀手。他急中生智，乘夜色跳入江水，并把自己的衣物留在岸边，制造了投水自杀的假象。浙江官府和他的家人都信以为真，在钱塘江中四处寻找尸体，还在江边哭吊了一场。王阳明潜逃到福建，想隐姓埋名，了此一生，又担心影响家人的安全，只好想方设法避过追杀，到贵州赴任。

虽然后来刘瑾倒台，王阳明被重新起用，但他的仕途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他迅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不但没有受到嘉奖反而招至飞来横祸。原来，正德皇帝感觉在宫里呆着没什么意思，正想借宁王叛乱之际“御驾亲征”，过一把打仗的瘾。没想到王阳明这么快就平定了叛乱，正德皇帝龙颜大怒，认为王阳明轻而易举地平定叛乱，是对自己的“大不敬”。有官半夜凉初透员乘机上奏，说王阳明与宁王串通一气，所以才会轻易将宁王俘获。

无奈之下，王阳明只好假装把宁王放掉，让自称为“威武大将军”的正德皇帝率领大军“亲自”把宁王捉住。皇上和太监们总算过了一把瘾，上演了一场别出心裁的闹剧。他们“亲征”后装模作样地宣布：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平叛以胜利结束等。平叛宁王的功劳记在了正德皇帝和宦官身上。王阳明保全性命已属万幸，自然不敢再奢望什么功劳，他的仕途再一次陷于低谷。

一年后，嬉游成性的正德皇帝驾崩，嘉靖皇帝登基。屡立战功的王阳明却未等来命运的改变。他被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的闲职。忧愤之下，以回家养病为名请求辞官回归故里，得到批准。回到老家的王阳明兴办书院，讲学不辍，继续完善和传播他的思想。

嘉靖六年，两广地区再次爆发少数民族起义，朝野上下又想到了被闲置已久的王阳明，让他重新出山，前去镇瑞脑消金兽压起义。不幸的是，此时王阳明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任不足一年病逝。

“心学”宗师

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王阳明的“心学”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他开创的一代学术新风，不仅浸润了明代近百年的儒学，在明清之际掀起了一股近代的启蒙思潮，而且直到现在，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王阳明从小接受程朱“理学”教育。他对南宋大理学家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深信不疑，希望通过对自然界一草一木的耐心品味和静心思考，以得到所谓的“天理”。

一次，他与朋友一起到家里种植的竹子旁边，做“格物”体验。他们两人天天面对竹子思考，期盼茅塞顿开那一刻的到来。朋友坚持了三天就病倒了，王阳明坚持七天之后，也病倒在床。

这件事对王阳明打击很大，他想：一株竹子就让自己思索了七天，依然没有什么结果。自然界事物千千万，自己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逐一思索？他开始对朱熹的理论产生怀疑——“天理”岂是“格”尽天下事物就可以得到的？王阳明心中充满了困惑与彷徨，他开始寻找新的途径来探知人生的真谛。

王阳明思想上的转折点就是“龙场悟道”。王阳明在龙场，带着不少随从。王阳明是一名学者，自有在艰苦环境中坦然处之的涵养。但是，他的随从们却一个个病倒了。王阳明被迫自己打柴担水，做稀饭给随从们吃。他又担心他们心情抑郁，便和他们一起朗诵诗歌，唱唱家乡的曲子。惟有这样，随从们才能稍稍忘记当时的处境。

然而，王阳明却始终在想：“如果是圣人，面对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办法呢？”

昼夜苦思的王阳明，终于在一个夜梦中豁然开朗，悟得“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他从睡梦中跳起来，欢呼雀跃地大叫：“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荒芜的龙场，给了哲学家心性的自由，成了王阳明“运思”的天堂。

王阳明学说的精髓在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他认为朱熹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抽象的“天理”是没有道理的，不符合现实社会的客观实际。他认为“天理”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要求人们“知行合一”，通过提高自己内心的修养和知识水平，去除自己的私欲与杂念，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运行，即所谓的“致良知”；教化人们，应将道德伦理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去，以良知代替私欲，就可以破除“心中贼”。

王阳明主张“致良知”，认为只有疗救人心，才能拯救社会，只有每一个人去掉内心世界的“恶欲”和“私欲”，才能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王阳明的“心学”肯定了每一个人的感性认识，更贴近现实生活，远比朱熹的冰冷冷的教条更有人情味。

“人欲”战胜“天理”，是明代中期以后商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王阳明“心学”一出，学子蚁聚，风气大开，迅速成为当时社会上的又一种主流思想。

立德、立功、立言是古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境界，王阳明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人生的最高价值。王阳明临终前，他的学生周积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自信而乐观地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后人从中不难品味出他的满足感与成就感。

主要著作有：《王文成公全集》，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重要的哲学著作。《传习录》，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由阳明先生生前所授的弟莫道不消魂子们整理编辑。后又于阳明先生身后，几次汇整增补，成为今日所流传的《传习录》。《传习录》为明阳学派的启蒙典籍，流传甚广。“传习”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王阳明的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中有两篇是在贵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瘗旅文》，激情所致，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哭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莫不黯然垂泪。另一篇是《象祠记》，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

顾炎武

顾炎武被称作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高标“经学即理学”的口号，坚定了后来经学家的信仰。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瑞脑消金兽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主张。

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早岁行记

顾炎武出身于江南大族，昆山顾氏是书香门第。高祖、曾祖、祖父三辈中，出过四个进士，顾炎武排行第二。他一生下来就出嗣，嗣父顾同吉。

顾炎武幼年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人是嗣祖顾绍芾和嗣母王氏。

嗣祖顾绍芾天才俊逸，诗文书法都极好，备受人们称道。他博学多闻，异常留心天下大事。在嗣祖的督导下，顾炎武从小就习读经史，遵从嗣祖“读书不如钞书”的训诲，一边读书，一边抄书，每天作读书札记奠定了他日后在学术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坚实基础。

嗣母王氏是明太学生王逑之女，未过门丈夫顾同吉就早夭去世，但她仍然决意到顾家当媳妇，而且照料公婆非常细心周到。为了医好婆婆的病，忍痛割下自己的手指熬药，当时昆山盛传王氏断指疗姑的故事，因此受到朝廷的表彰，为她立了贞孝牌坊。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自己又喜欢读书，关心国家大事。王氏视顾炎武如同己出，从小循循善诱，教他读书明理，对他忠烈爱国、坚韧不拔的人格熏陶作用很大。

顾炎武天资聪颖过人，7岁入私塾读书，14岁为秀才。

至崇祯十二年（1639年）27岁的顾炎武乡试被黜，“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毅然弃科举之学，开始从历代史书、方志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材料。这就是以后成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两年后，嗣祖病故，迫于生计，颐炎武不得不将祖上遗田800亩典押给同郡富豪叶方恒。叶方恒，后来在顺治年间中进士，当时乘人之危，蓄意侵吞顾炎武田产，就勾引顾家世仆陆恩，唆使他叛顾家归叶家。这场纷争一直延续到清初，直接导致顾炎武离家出走，北游避难。

抗清义举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明亡，五月，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经人举荐，顾炎武担任了弘光朝兵部司务的小官职。次年，清兵占了南京，弘光政权灭亡，他只好返回。

他参加了王永起义军，失败后回到昆山。接着又参加昆山起义。七月六日，昆山城破，顾炎武的两个弟弟遇难而死，生母何氏被清兵砍折右臂，嗣母王氏绝食而死，临终告诫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慈母遗命，顾炎武终生铭记。

为了免遭迫东篱把酒黄昏后害，顾炎武扮作商贾，往来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江北一带，联系一些爱国志士，纵论古今，砥砺名节，“悲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

这期间他参与了震惊江南的吴胜兆反正一事。

顺治十二年（1655年），叶方恒支使陆恩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顾炎武潜回昆山，杀死陆恩，遗尸塘里，被叶方恒抓获，囚禁在陆恩女婿家，逼令他自杀偿命。后经友人薄雾浓云愁永昼大力营救，将这一案件交由松江府审理，改定为“杀有罪奴”，判刑较轻。叶方恒不服，在顾炎武出狱后，派刺客尾随不舍，于第二年五月在南京将他击伤。同时派人洗劫他的昆山故宅，“尽其累世之传以去”。

时局的险恶，豪绅的陷害，迫使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中原大地。

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45岁的顾炎武将家产尽行变卖，拜过明孝陵后，又回昆山告别亲友，只身弃家北去，开始了他后半生二十五年转徙不定的游历生涯。

游历中，他一方面仍然东西奔走，图谋反清，一方面又挤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康熙五年，顾炎武被牵连进一桩 ** 案。这时顾炎武正在北京三个外甥家，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是他胞妹的儿子，他们都中了进士，官至高位。为了不连累作高半夜凉初透官的外甥，康熙七年，顾炎武为澄清真莫道不消魂相，毅然投案，被关进监狱，后来由于他的外甥和许多好友营救，才取保出狱。

康熙十四年，顾炎武抵达山西，已63岁，好友傅山根据脉象说他仍可生子，在静乐纳妾。后到祁县，当地学者戴廷械为他构筑书屋一幢，北游以来随身携带的经、史以及明朝实录，才有了收藏之所。

顾炎武六十五岁时，移居陕西。

晚年，清廷几度征聘，他都坚决拒绝。

大学士熊赐履请他撰写《明史》，他断然拒绝，坚决表示：“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翰林院学士叶方蔼又以《明史》馆总裁身份向他发书聘请，他誓死不从，在复信中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顾炎武从此不再进京。

顾炎武于明亡之后，故国之思至死未泯。他曾四谒孝陵（明太祖朱元璋墓），六谒思陵（明思宗朱由检墓），他孤忠耿耿，终身不仕清廷，以无比坚决的反抗精神保全了他的晚节。

顾炎武一生远游，发妻王氏始终留在家乡。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氏病卒，他得知后非常哀伤，写诗以遥寄哀思，表达自己难以弥补的遗恨。晚年虽主要住在华阴，但仍以顽强的毅力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妻子去世后次年，再度至山西，游汾州、曲沃、运城一带。第二年新年刚过，准备出外答贺友人，不料因为道路崎岖，从马上堕地，受了重伤，于正月初九去世，享年70岁。

思想举要

顾炎武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宋明唯心主义理学的批判。明代中叶以后，在意识形态上，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占了统治地位，知识分子中人人讲良知，言心性，束书不观，从事清谈，置民生疾苦、国家安危于不顾。顾炎武对这种空虚不实的学说深恶痛绝，在他看来，明亡正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固然，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顾炎武在这里对王学的鞭挞，以及他所阐述的“空谈误国”的道理，却是正确的。他把心学与魏晋清谈并提，认为其罪“深于桀纣”，王守仁和李贽都是惑乱天下的小人，从根本上否定心学。

他不仅批判王阳明学派，对程朱理学也加以批评。他说：“理学”这个名词，宋以来才有，“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他认为研究经学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目的在于经世致用。而当时讲理学的一些人，连《五经》也不读，抱着几本语录，空谈一阵，妄想一旦顿悟。他们所谓的理学其实是禅学，在顾炎武看来，不惟心学，也不流于禅释。他提出的“理学，经学也”的新命题，实际上是否定了程朱陆王所标榜的理学。他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在他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做学不知本。他认为那些既不去实际考察，又不读书的人，是一窍不通的。在治学方法上，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认为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明道救世”。所谓“道”，用他的话说即“博学于文，行已有耻”。

顾炎武反对君主“独治”，主张“众治”。他说：“人君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这是很宝贵的思想。

顾炎武是一位爱国志士、杰出学者、进步思想家，他的道德学问、治学精神、思想方法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顾炎武一生坚持民族气节，决不屈服于清廷，为抗清复明进行不懈的努力。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在当时就具有反清复明的含义，到了清末更为维新志士所继承，用以发动和组织反对清朝腐朽统治的斗争，其作用更为深远。

顾炎武一反宋明理学家的思辨玄谈，以严谨精勤的学风和朴实的经验归纳方法，广泛涉足于经、史、方志地理、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科，在众多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著述繁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今可考者，近五十种。《日知录》 为其代表著述，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音学五书》为他的另一重要作品，在清代的音韵学研究中，是一部力作。《天下郡囤利炳书》、《筆域志》都极有价值。顾炎武的这些著述，旨在“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无不渗透着他经邦济世的实学思想。

顾炎武崇实致用的治学精神，严谨缜密的考证方法，以及他对广阔的学术门径的开拓，对整个清代学术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